关键词: 物 物权 人格物 内容提要: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一旦受侵害而致毁损灭失，将给人带来不可逆转的精神损害，但我国立法对这类财产缺乏系统的关注，因此保护不够。在中国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法学研究的成果，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创建性地提出“人格物”的概念，并对之予以科学、合理地界定，同时将其上升为一种新型的独立物权加以保护，这对完善我国物权立法和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一、人格物概念的提出
为了便于提出问题，首先来看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件：“王青云诉美洋达摄影有限公司丢失其送扩的父母生前照片赔偿案”。
原告王青云1976年3岁时父母双亡于唐山地震中，家中财物也尽丧失。王成年后，多年苦心寻找，才找到父母亲免冠照片各一张。1996年11月13日，王青云把照片送到美洋达摄影有限公司翻版放大，但摄影公司保管不善，遗失了照片。王青云诉至法院，要求美洋达摄影有限公司赔偿精神损失费8万元。一审法院依照《民法通则》第5条、第106、117、120条之规定，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特定物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费8000元，并退还原告加工放大费14.8元。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未上诉，判决发生效力。[1]
这一判决被普遍认为一个公正的判决，却不大符合现有的法律和法理。按照传统的侵权法理论和实践，只有对人身伤害才可能构成精神损害赔偿，而在此案中，原告委托的摄影公司遗失了原告的照片——一种物，即构成了违约，可在什么意义上说这对该物的所有人构成了一种精神损害？凭着普通人的常识和直觉，我们又确实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个物的遗失确实会对物之所有人造成很大精神损害，不予赔偿显然不公。基于一种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立场，法官突破了法律教义学的束缚，作出了一个令人称道的判决。但此案判决还是给民法学者留下了一些疑问：被告究竟侵犯了原告什么一种（或一些）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这种（些）受保护的利益与遗失的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如果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司法特例，基于法律的一般性和法律理论的抽象性，民法理论和民法学者有理由不予太多关注。但司法中类似案件并不少。例如，1992年的肖青等诉国营旭光彩色扩印服务部丢失交付冲印的结婚活动照胶卷赔偿纠纷；1999年发生的谷红英等六人诉百色市城乡建筑安装公司兰雀冲印部损害赔偿案；以及2000年程鹏诉紫薇婚庆服务社婚庆服务不到位应退还部分服务费和赔偿精神损失案。[2]这些涉及胶卷或录像的案件，尽管与王青云案有诸多不同，但共同点在于，受损之物本身并无重大价值，只是这些物所承载的图像资料信息对于各案的原告具有不可替代的特定精神利益。当这些物遗失或损失之际，物的所有人往往会受到某种精神甚或身体上的损害。而在这些案件中，受损的都首先是“物”，而不是原告的人格。
还有一些案件，看起来性质似乎不同，因此被认为涉及到死者的人格利益或人格权，法院给予了所谓的“延伸保护”，但实际上仍然涉及民法中“物”的特殊形态。例如，1987年的艾新民诉青山殡仪馆丢失寄存的骨灰损害赔偿纠纷案 ；1991年杨爱玲等诉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擅自解剖死者尸体留取脏器侵权纠纷案；1993年周玉珍诉南京鼓楼医院抢救伤员不力致伤员死亡又擅自火化尸体损害赔偿纠纷案；1997年杨秀龙等诉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受委托进行病理解剖时未经同意留取死者部分脏器侵权案；2001年何美英等诉普觉寺墓园工作人员帮助安放骨灰盒时不慎跌落致使骨灰泼洒精神损害赔偿案。[3]对于各案的原告来说，遗体、遗体脏器以及骨灰等不仅仅是物，甚至不愿称其为“物”。[4]在司法中尽管将这类案件的请求权归在死者的人格权和人格利益之下，鉴于各国民法都规定了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因此这种解释是比较牵强的。但是，即使牵强，法律的生命在经验而不是逻辑，司法实践最终还是屈从了社会分享的经验。然而，这还是向民法学理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民事权利的始终基于自然人的生死，那么就不可能有对死者的人格权或人格利益的侵犯，只能是对死者亲属，即死者遗体、器官和遗骨的所有人权利的侵犯。这种侵犯从法律角度来看，首先侵犯了死者亲属对这种特别物的物权，[5]然后才会引发了他们的精神伤害。
与上述两类案件性质上很相似的还有，2000年的邓柱辉诉余淦球损毁祖传器皿案。此案中，原告有一历经五代的祖传陶瓷器皿，用于祖宗祭祀以托哀思；被告见此陶瓷器皿，把玩品鉴时不小心致器皿掉在地上摔坏。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该器皿为原告祖传陶瓷，已历经五代，该器皿本身寄托了原告精神上的慰籍，被告致该器皿摔坏实际上给原告造成了双重的损失，一是器皿本身的价值损失，另外则给其精神上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比前一种损害更大。[6]司法在此也还是承认了伤害是因损毁物而发生，但受损的最大却不是该物的市场价值，而更多是该物对于所有人的特殊精神价值。
鉴于这类案件的增加，基于中国的司法实践，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7]其中第4条即提出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概念，允许在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的情况下，物品所有人可以依法起诉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一规定可以涵盖上述的第一和第三类案件。基于对目前社会共识的尊重，《解释》没有将遗体、遗骨、骨灰等视为“物”，而是以第3条第3项针对非法利用、损害以及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规定为侵权行为，通过所谓的对自然人“生前享有的人格利益的延伸保护”，[8]允许近亲属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正如诸多学者指出的，这确实是中国民事法律实践上的一个重大进步，有效回应了司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对未来的民事法律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9]但这一解释还是留下了诸多疑问。鉴于司法解释时所必须具有的自律，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是相当谨慎的，甚或有意语焉不详；《解释》提及了侵权，但究竟侵犯的是债权（违约），还是人格权甚或物权？如果是物权，这里的物又是一种什么物？“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仅仅只涉及“物品”（动产）吗，会不会涉及不动产？《解释》第3条第3项中侵害的遗骨、遗体是否一种物？如何协调或整合传统民法理论上关于违约不发生精神损害的理论？这类物品有无可能发生所有权争议的问题，以及一旦发生了，司法该如何回应？以及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逐一回答，从理论上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如何将之同现有民法理论予以整合和概括的问题。
从总体上讲，由于缺乏民法理论的支持，《解释》的规定事实上只是针对部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的简单规则，不能有效调整其他具有共同属性的财产；具体来说，该条规定未对“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给予界定，其范围又仅限于“特定纪念物品”，没有囊括具有类似特点和共性的其他财产等。另一方面，该条规则是在整个精神损害赔偿规则之下的具体规范，将其置于人格法的领域内加以规定，注意到了其具有人格意义的一面，却未关注到其作为一类与普通特定物不同的一种新型物的属性，所以自然也不将其上升为一种物权类型加以规定。除此之外，其他有关民事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均没有对这类特殊财产加以规定，甚至作为专门调整物权关系的《物权法》对之似乎没有关注之意。
有鉴于此，笔者在此提出确立“人格物”的概念，摆脱《解释》隐含的理论体系，对这一类“物”予以某种抽象概括和整合，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系统的分析。但“人格物”的概念也并非别出心裁，事实上，在现有的少量中文文献中已经有过类似的分析。芮沐先生多年前就曾提到“人格物权”，认为“人格物权”是一种广义的无形财产权；[10]国内民法学者在有关侵犯财产权引发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论著中实际上也已经触及甚或提出了这一概念。[11]至于国外，也一直就有类似的法律实践和理论研究成果；[12]支持了人格物的概念。我更希望抛砖引玉，引发在当代中国社会背景下对这类物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二、关于人格物的法律特征的界定
民法上的物，作为民事权利客体之一，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能够满足人们社会需要而能为人所控制或支配的物质客体，一般以有体物为限。很显然，上面所述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符合物的一般特征，应该纳入物权法的调整对象。但其与普通物又有明显的不同。在物的传统分类中，若须找与之相对应的物的分类方法，只有关于特定物和种类物的划分比较接近。所谓特定物，一般指自身具有独立的特征，或者因权利人指定而特定化，不能以其他物代替的物，包括在特定条件下独一无二的物和从一类物中根据民事主体的意志指定而特定化的物。[13]因其不能被替代，故又称为“不可替代物”。在特定物界定的框架之下，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人格物认定为特定物并无不妥，倘若细察之，我们不难发现现行法和现有物权理论中对特定物的界定显然不能凸现这类物的本质特点。换言之，以民法现有的特定物的概念根本无法囊括这类物，特定物只是指被特定化的财产，而人格物首先是物，其次也是特定化的财产，但人格象征意义这一个特定的含义无法通过一般意义上的特定物体现出来，其独有的特性表现为：
第一，人格物是有形的实体但又带有“无形性”特点。人格物上附着精神利益，寄托了当事人的特殊感情，对当事人则意味着安慰、愉悦、哀思、回忆、财富甚或人生意义等等。这种利益具有无形性。已故父母的唯一的照片、在旅游景点煞费苦心拍的纪念照、结婚庆典上的录像带、几代祖传的祭祀器皿无一例外的都符合这一特征。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格物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已构成所有人人格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学者玛格利特·简·拉丁指出，我们大多数人都把自己拥有的物品几乎当成是自己的一部分，这些物品与人格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个人连续性的方式的一部分，如结婚戒指、肖像、传家宝或房屋。人们可以通过因偶然失去物品而痛苦的程度考量某人与该物品关系的密切程度和意义，假如失去物品造成了无法弥合的伤痛，那么该物品与这个人的关系就非常紧密，该特定物就与该持有人捆在一起。如珠宝商的一枚婚戒被盗，保险公司会赔偿该珠宝商的损失；但是一位深爱着的人所佩戴的婚戒被盗，那么用价格替代就不会恢复原状——也许无论多少都无法做到。[14]
第二，人格物蕴涵的人格精神利益通常只对当事人自己有重要意义且具有无形性，一般情形下非公众所能知悉。例如，前述案件中的唐山美洋达摄影有限公司、百色市城乡建筑安装公司兰雀冲印部以及刘旭郑、余淦球等均不知道这类物品对当事人所意味的特殊意义和价值，也无法预见这类物品的损失会不同于诸如此类物可能造成的一般损害。当然，除非当事人出于防止可能出现的损害事件的考虑，事先声明并明确告知这类物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以及一旦毁损将酿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第三，人格物的基本定位不在于它的实际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而是其所隐含的人格利益。相反，如果评估它的实际市场价值，可能已经微乎其微，但是这并不会影响这类物对特定当事人的价值意义，也丝毫不应因此影响对这类物赔偿的法律后果。换言之，这类物真实的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不会成为对这类物赔偿的主要因素或因素之一。人格物与一般的物不同，应当是一种寄托了人的精神或者是能够给特定的人以精神满足的物，它可以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更准确的说它的使用价值已经退居其次。比如结婚几十年的老夫妻来讲，他们之间的定情物在当时可能只值几元钱甚至不值什么钱，但是它见证了夫妻之间真挚的感情经历，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无价之宝，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其价值。
第四，人格物一般具有唯一性，一旦毁损便不可逆转。哪怕是投入巨额的金钱也无法使其恢复原状。这样的特点使得这种对人格物的损害行为的后果显得极为严重，也自然给当事人带来无法填补的损害，与对普通财产损害存在极大不同。原因是人格物对特定当事人显得弥足珍贵，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旦毁损灭失，人格物上寄托的人格象征意义和纪念意义将无法用物质的方式加以恢复，使得这种损害成为一种不可愈合的伤害。因此，黑格尔指出，那些非常接近人格一端的物品受到损害，任何赔偿都不能达到“公平”。[15]
第五，人格物体现了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实际是一种人身性财产权，具有独立价值。 [16]首先，人格物是人格要素和财产利益两个因素的有机组合，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和谐统一，这就是本文冠之以“人格物”之名的缘由。其次，人格物能较好地统摄有形财产权与诸如人格利益、著作权和专利权等无形财产权的关系。第三，人格物的称谓在形式上较好地反映了该类型权利和物权与人格权的关系。
三、人格物的范围
人格物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其范围究竟能涵括那些“物”。
黑格尔认为财产是个体意志之体现、人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他进而指出，如果某人身体上的财产与人格的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不能被视为财产，那么他就是人格财产的最明显的案例，并且该财产是自身延续体的一部分。[18]对人格物的范围，玛格利特·简·拉丁曾提到诸如结婚戒指、肖像、传家宝或房屋等[19]。事实上，只要我们认真考察与分析，把握人格物所具有的特有属性，几乎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可以发现这类物。
首先是与个人生活有关的结婚证、某些照片（个人的或合影）、婚戒或类似定情物；这类物与会同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有关，失去这些物品会带来精神伤害，并且无法以类似的物品替换来减轻这一痛苦。
其次是与家庭有关的某些祖传物品、祖坟、祠堂以及亲属的遗体等；这类物品不仅不可替代，而且在中国的特定文化中往往还不允许他人触动，具有某种神圣性。如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雅雀村的229位李氏族人将温岭市政府告上法庭，理由是市政府的信访复议决定书侵害了李氏族人对修建于光绪年代的雅雀村李家祠堂的所有权，该祠堂应为李氏族人的祖遗房产。[20]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些宗教的或少数民族的圣物。
第三类则出现得更晚，并不一定附着个人的强烈情感，但对于在一个日益陌生化的社会中证明自己特定的经历、成就并获得社会认同非常重要，例如某些奖状、奖章、证书等。如一位迁居外地的老人若是失去了他的奥林匹克奖牌或是军功章之类的物品，就不便向社会表明自己的身份，就会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他本来可能享有的社会尊重；若是熟人、亲友去世了，那么这些证件或奖章之类的物品就可能是他向社会其他人证明自己的唯一证据。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护照、学位证书等也可能变成这类物品。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人格物的范围也在不断调整，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引入或使用人格物的规则来解决实际问题，能发挥独特的法律效果。如祖辈遗留的老屋、重要的文物、一些企业、农庄、学校等所有的一些具有纪念意义的或标志性的物品、建筑等都可能成为人格物囊括的范围。
比如，人格物概念的引入可以有效促进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中的公平交易，维系社会的和谐；即使在强制征用和拆迁的条件下，公民、法人和其他群体不仅可以据此要求更合理的救济补偿，而且法院也可能比在没有这一法律概念的情况下作出更合理的货币补偿。
又如，目前一些重要文物受损害，只能用行政法或刑法来处理。[21]即使侵害人有经济支付能力，也只能诉求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或法院以罚款或没收非法所得，并不能获得足够的经济赔偿，无法获得民法上的救济。不仅诉讼主体会受到限制，而且救济手段受到限制。若是确立了这类文物作为人格物，强调人们附着于这些文物的情感价值，因此文物单位或个人就有可能提出民事诉讼，强化对文物的保护。如安徽省皖南古村落民居在不断被“蚕食”，而政府与民间均无更好的保护办法，使得这个居住理念、村镇布局、三雕艺术、画堂门联、祠堂建构等都蕴涵着丰富历史、哲学、文学、宗教、艺术、民俗等内容的古村落民居面临严重的毁坏局面，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也是世界文明的一大损失。[22]
最后，一些企业、农庄、学校往往会有一些纪念意义的或标志性的，但显然不够成文物或正在申报核定过程中的物品、建筑。依据目前的法制，若是受损，由于法人和其他组织无法主张人格权利，无法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救济。[23]尽管从目前看，这也许还不够成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若是不予某种法律的保护，这将不利于中国的文化、社会事业的发展，不利于法人或其他组织内部自觉的文化资产的积累，也不利于民众的相关意识的培养。事实上，如今的许多文物，当年都只是普通的物品或建筑物，但时间久了，附着了人们更多的情感因素，之后就成为标志性物品和建筑，如今则成了文物。因此确立人格物的概念，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则，就会激励诸多民事主体自觉运用民事法律自我保护，不仅有可能防止因法律空白带来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可以减少政府规制之必要，弥补政府规制之不足，可以大大调动民间的文化积累的自觉性。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文化转型同时又正处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国更具有特别的意义。事实上，在上述这类可能的争议中，除了行使请求权的主体有差别外，这类争议物的性质特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人格物的概念并非一个创造，上文提及国内外的法律和司法实践以及诸多学者的理论分析都表明它是早已存在，只不过有待于我们将其从现有的法律概念体系和理论突现出来。这个概念比较好地体现了这类物上财产权与人格权或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的联系和统一，它有机组合了人格要素和财产利益两个因素，能较好地统摄有形财产权与诸如人格利益、著作权和专利权等无形财产权的关系。从法律概念上看，它一方面扩展了“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所涵盖的范围，同时又使之更为凝练简洁了。不仅在民法理论体系内，它可以更好反映了该类型权利与一般物权与人格权的关系。而且在司法实践上，人格物的概念便利了提出这类物的产权确认，能够更有效地满足民法救济以恢复原状为主的原则；更好地坚持只有在恢复原状不可能的情况下，才适用侵权救济和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原则。
我国各地的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外国学者的一些研究[24]以及各国的立法、司法实践[25]都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法实践和理论已经无法继续将之这类人格物继续放逐在法律理论和实践之外，完全交由司法基于个案裁量的方式来处理。前面引述的诸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案例就表明，这类物自成一类，同样都具有人格象征意义或纪念意义，对特定的当事人具有特殊的价值。深入研究这类人格物，在司法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深化对这类物的认识，建立科学系统的规范制度和保护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注释:
[1]相关案情，请看，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1999年第2辑（总第28辑），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82-86页。
[2]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1995年第1辑（总第11辑），第74-76页；2002年第2辑（总第40辑），第195-200页；以及祝铭山［主编］：《消费者权益纠纷(典型案例与法律适用)》(13)，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
[3]分别见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第 3辑 (总第5辑 )，页83-86；1994年第 3辑 (总第9辑 )，页90-95；1996年第2辑（总第16辑），第97-101页；2000年第3辑（总第33辑），第110-118页；2003年第3辑（总第45辑），第167-171页。
[4]关于人体器官可否作为“物”，有学者认为，人体的任何部分都不是民法上的物，故不论是完整的人体还是人体的一部分，均不是物，人不能随意处分自己的身体。但现代医学的发展，器官移植的进行，使得人体的某些器官可以作为一种财产来对待，如毛发、血液、眼角膜、内脏器官等在现代社会均可能赠与或出卖给需要它的人，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参见高富平著《物权法原论》（中），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421页。
[5]关于尸体是否“物”，民法学界有争议。胡长清曾比较全面的介绍了三种观点；并认为不是“物”，理由是与当时中国人的法律思想不合。请看，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4-155页；台湾黄立则出于死者死后的人格利益考量认为尸体是“人格者之残余”，请看，黄立：《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但黄立也认为分离于身体的器官以及木乃伊为“物”。认为尸体是“物”的，请看，黄阳寿：《民法总则》，2003年，第188页；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6]毛德龙：“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界定”，http://www.lawbook.com.cn/lw/lw_view.asp?no=4135，最后访问2006年4月20日。
[7]对这一《解释》的权威性解读，请看，陈现杰：“解读《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载，李国光［主编］：《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民事卷（1997-2002）》，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第61-84页。
[8]陈现杰：同上注，第74页。
[9]例如，杨立新：“论侵害财产权中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检察》，2002年6期，第14页；刘晓纯：“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6期，第93页；李永新、王建锁：“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理论浅析”，《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5年2期，第26页；张明：“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几点思考”，《农村天地》，2005年12期，第18页。
[10]芮沐：《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民总债总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11]例如，杨立新：“论侵害财产权中精神损害赔偿“，同前注5；常鹏翱：“论物的损坏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关联”，《法律科学》，2005年1期，第22-27页。
[12]在外国，例如，基于这种人格财产的考量，美国联邦和各州的破产法都不允许债主触动破产者的某些“必要的”个人财产，例如，住房、汽车、衣物、首饰、乐器、职业或商业用品、退休金、残疾赔偿、抚恤金、失业金、人寿保险等；而所谓必要的往往包括了一些可能被视为多余的奢侈品。例如在In re Westhem 642 F. 2d 1139 (9th Cir. 1981)案中，一颗价值3000美元的钻石碑认为是必需品；在In re Perry, 6 B.R. 263 (Bankr. W.D. Va. 1980)案中，一件价值2500美元的貂皮大衣被人定位必需的衣物。在在某些州，得以豁免得还包括了破产者的祖传财产。请看，爱泼斯坦、尼克勒斯、怀特：《美国破产法》，韩长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00-601页。法国的案例，可参见，常鹏翱：同上注，第24页。
[13]魏振嬴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页。
[14]（美）罗伯特•P•墨杰斯、彼特•S•迈乃尔、马克•A•莱姆利、托马斯•M•乔德著《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齐筠、张清、彭霞、尹雪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5]（美）罗伯特•P•墨杰斯、彼特•S•迈乃尔、马克•A•莱姆利、托马斯•M•乔德著《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齐筠、张清、彭霞、尹雪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6]很少有学者探讨人格物这一问题，在极少的文献里，发现芮沐先生在讨论其他问题时提出了“人格物权”，认为“人格物权”即为广义的无形财产权。参见芮沐：《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之全部（民总债总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17]关于黑格尔的财产理论见之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59页；可参看，Alan Ryan, “Hegel and Mastering the World,” Property and Political Theory, Blackwell, 1984, p.194.
[18]（美）罗伯特•P•墨杰斯、彼特•S•迈乃尔、马克•A•莱姆利、托马斯•M•乔德著《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齐筠、张清、彭霞、尹雪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9]（美）罗伯特•P•墨杰斯、彼特•S•迈乃尔、马克•A•莱姆利、托马斯•M•乔德著《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齐筠、张清、彭霞、尹雪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20]《光绪年代祠堂今被收归国有 浙江温岭229位李氏族人状告政府》法制网，www.legaldaily.com.cn，2007年1月24日。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30、31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30条、第31条的决定》。
[22]《每年消失5%：谁在“蚕食”皖南古民居》新华网，http://news.tom.com，2006年09月30日 19时23分。
[23]《解释》第5条。许多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请看，李巧玲：《再论精神损害赔偿的几个问题》，《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5期，第132页；李永新、王建锁：同前注，第26-27页；张明：同前注，第19页。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杨立新：《民商法理论争议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6-177页。
[24]例如，Margaret Jane Radin, “Market-Inalienability,”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00 (1987) 1849。此外，这一点在知识产权法上特别明显。请看，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 77 (1988) 350-353.
[25]例如，《奥地利民法典》第1331条规定被毁损之物是所有权的客体并属于权利人特别钟爱之物就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转引自，常鹏翱：同前注10，第25页。
